在今年的诺奖经济学获得者所著《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小额信贷与贫穷的关系有所描述和探讨。例如，书中认为，贫困家庭参与小额信贷的比例不高，主要原因是在标准小额信贷模式下，以“周会”为代表的一类组织形式过于严苛，贷款周期不够灵活等。

　　而在中国，小额信贷模式引发的主要讨论在于，它是否足以解释和应对中国国情下的贫穷问题？此外，普惠金融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走到今天，国内对小额信贷模式本身的争议也由来已久，给穷人放贷真的能够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质量吗？还是会又演变成一场资本的游戏？格莱珉银行的放贷资格、资金来源能否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则是微观层面的另一个问题。

　　10月底，记者在厦门见到了原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总行副行长、现任格莱珉中国普惠金融部总经理法瑞德·武丁(Uddin Farid)，格莱珉中国总裁、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普惠金融委员会副主任、尤努斯基金会(香港)秘书长高战，以及格莱珉中国战略合作伙伴宜信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吕海燕，他们回应了关于《贫穷的本质》一书中对小额信贷的看法，也分享了他们对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发展抱有很大期望和信心的几点原因，其中，通过引入公益性质的资金来帮助格莱珉银行寻找到稳定、便宜的资金来源，是一条还处于探索尝试中的路径。

　　小额信贷不等于“小贷”

　　小额信贷与国内的“小贷”公司所从事的金融行为是同一回事吗？以格莱珉银行为代表的小额信贷，专注于向穷困人口提供小额度、持续性、制度化的短期无抵押小额贷款，在格莱珉银行成立初期，银行资金的来源主要靠捐赠，也没有专职的风控人员。而国内的“小贷”公司，需要取得相应的金融牌照，具备完整的风控管理能力。近年来，在贷款规模、目标客群等方面，小贷公司出现与银行同质化的趋向。

　　格莱珉模式下的小额信贷，在目标人群的选择上，比小贷或其他具有普惠概念的金融产品要更为下沉。

　　“传统的借贷有一个特点是，客户需要去主动寻找资金的提供者，以前是银行，现在互联网能提供很多借贷产品，但用户依然需要在手机上操作，需要主动传递一个‘想贷款’的信息，这是一切借贷行为的开始。”高战表示，这种客户不是格莱珉银行的客户，“有清晰的诉求表达能力的人反而不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因为在底层人群众，比较能干的人才会有比较清晰的诉求，而格莱珉要帮助的是‘大痛无声’的人，他们根本不敢到银行去，根本不敢想贷款，甚至连字都不会写，这类人恰恰是格莱珉最好的客户。”

　　从这个角度看，格莱珉银行更类似一个社会公益企业，而非一家以风控管理为核心、以盈利为经营目标的银行。

　　高战总结的格莱珉模式具有三条准则特点，“第一条是借贷由妇女出面，是跟妇女打交道，在孟加拉97%以上是妇女，在中国100%是妇女。第二个特点就是每周会议。第三精神文明建设，在每周的会议中，组员们在健康、教育、相互帮助等方面交流，相当于借贷人之间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社群，格莱珉银行的员工，主要工作并不在于放贷收款，而更多的是需要组织会议，引导组员讨论教育、家庭卫生等有助于她们改善精神生活品质的话题。”

　　在法瑞德·武丁和高战看来，格莱珉银行提供的贷款只是将贫穷人群组织起来的一个介质，而非经营行为的目标，他们并不在意贷款是否能得到按时归还，也不会因为某笔逾期贷款去与穷人打官司。

　　此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格莱珉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曾公开表示，对小额信贷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满意，无法吸存、利率过高、强调抵押物等做法，与小额信贷设立的初衷背道而驰。

　　“格莱珉的小组模式，与此前被国内普遍理解五人联保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找穷人做这种互相联保是没有意义的。”高战认为，小组模式的核心意义在于帮助贫穷人士建立社群的归属感、责任感，当一个人感受到被尊重的价值时，会更有动力去改善、维护自己和家庭的生活，这是格莱珉模式帮助穷人的根本出发点。

　　2014年12月，尤努斯在江苏徐州陆口村成立“格莱珉中国”，标志着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复制落地。截止目前，格莱珉中国共帮助2000多名妇女会员创业，累计发放超过4000余万元女性创业贷款。格莱珉的的项目坐落于江苏徐州、河南开封、陕西安康、云南大理、广东深圳等地。

　　在中国的兼容性

　　“即使三家或更多的小额信贷机构为海得拉巴市的贫民提供贷款，只有约1/4的家庭会向其借款，而半数的家庭会以更高的利率向放债人借款，他们几乎不会因小额信贷的出现而改变主意。我们不能完全解释小额信贷为什么不受欢迎，或许与之有关系的正是小额信贷的严格规定及其施加于客户的时间成本。”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作者提出了小额信贷的若干局限性，包括无法支持穷人开展回报率更高的生意，借款方式的灵活性不足等。

　　法瑞德·武丁对记者表示，格莱珉银行的还款率高达99%，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证明，这种模式是可以持续性来帮助穷人改善生活的。

　　在中国，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在10月17日的中国第六个“扶贫日”，国务院扶贫办宣布，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

　　显然，与格莱珉模式在印度或者孟加拉国的情形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贫困地区清洁用水、公共卫生等这些基础设施的问题，格莱珉模式在中国落地的必要性还足够大吗？

　　高战表示，格莱珉银行在美国已经服务了12万客户，预计未来5年能够服务100万客户。在中国，如深圳等地有大量的城市流动人口，依然得不到贷款。另外，穷人依旧有尚未被满足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社交需求。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仍然足以发挥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潜力。

　　“格莱珉银行在陕西安康市设了四个网点，第一个月已经积累了50名客户。”高战引用这个数据来说明，格莱珉银行在中国的可行性。

　　对于所有线下模式的金融活动来说，业务触达的城镇越下沉，面临的人群之间经济、文化、教育、金融观念之间的差异也会越大，这也是各种涉农信贷、普惠金融在推广中必须依赖庞大的线下业务人员网络的原因所在，这个挑战对于格莱珉来说依然存在。

　　在落地中国的过程中，高战看到，“全世界的底层人命运是很相近的”，他发现，河南兰考县的农村跟深圳荣华金融区的项目，单笔贷款额都是1万6左右，这个数字为何会出现高度的趋同，还没有理论能够解释清楚。

　　当下，中国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在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在不断拉大，记者对法瑞德·武丁提出：考虑到没有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可能很难维持雇员的工作积极性，格莱珉模式怎样对贷款或服务费率定价，以平衡公益与商业？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并不是逐利的，我们是非盈利性这样一种存在。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有任何盈利的话，这些钱也是要被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而是把它作为盈利去分红的，这就是我们和其他商业性机构最大不同。”法瑞德·武丁这样回答。

　　实际上，除了无法吸存带来的资金来源不稳定，人才正是制约格莱珉模式落地的主要内在原因之一。格莱珉的信贷员上岗前需要经过整整半年的培训，并且信贷员要求大学以上学历，分行管理层要求必须是研究生以上学历。在中国，愿意回到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比例可能低于想象，培训成本的支出更加沉重。

　　从孟加拉国到中国，从线上到线下，格莱珉银行将要跨越的鸿沟不止是文化地理或金融技术，更将面临组织管理、运作经营等多方面的挑战，格莱珉在中国落地，能否找到合适的土壤并将其帮助真正的穷人的美好愿景付诸实践，格莱珉和他的中国伙伴们都在尝试找到答案。

　　探索高净值人士公益资产配置模式

　　事实上，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已经发展近20年时间，此前曾尝试与壹基金、阿里巴巴、京东集团、恒昌等机构推进战略合作，但过程相当坎坷，未能大规模成功复制其在孟加拉国的成功经验。

　　此前，格莱珉中国也早已与宜信开启了合作，比如在江苏陆口村项目合作点，共同帮助中国农村的低收入妇女创业脱贫。截止2019年9月底，已经累计为当地农村妇女提供了98万元的资金支持，累计支持农户50人次。2019年6月还免费为当地32名农村儿童购买了重疾住院医疗险。

　　如今格莱珉中国与宜信正在探索一条新路。在今年10月底的宜信财富传承峰会上，双方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提供信贷资金、高净值人士公益资产配置、格莱珉中国网点建设、高净值客户子女实习游学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共同推动公益金融事业的不断壮大。

　　宜信一直呼吁并推动中国高净值人士参与公益金融的落地实践，高净值人士在公益领域天然具有巨大能量。宜信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品牌官吕海燕透露，中国高净值、超高净值人士的资产规模有100万亿，未来希望他们能拿出1%用于配置公益慈善资产，这就意味着期待有1万亿的财富进入公益领域。

　　“宜信从事普惠金融和财富管理，本质上都是通过金融服务，使企业家精神得以成长，社会就会越来越好。”吕海燕表示。

　　在公益实践中，对于高净值人士也有反哺价值。一方面以多元化资产配置方式支持公益事业，能够提升自己和家族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公益金融“改变世界、影响他人”的实践给到二代更多人生教育和成长选择，达到企业家精神、家族财富及家族文化的传承。

　　吕海燕认为，格莱珉模式已经在中国探索了近20年，具有可被信任的基础，相信宜信的客户会理解并赞赏这种模式，相信他们投入其中1%的资产会被用好，帮他们把资产带回公益慈善领域当中去。